《小城之春》:已婚少妇旧情重燃,在情感与道

 新闻资讯     |      2020-07-02 02:54

1948年,中国第二代“文人导演”费穆拍摄的《小城之春》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已婚女人在丈夫久病不起的情况下再次见到昔日恋人时旧情重燃的故事。

影片在那个历史年代并没有激起什么水花,比起少有伯乐的赞誉,更多的是对这部影片的批评。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被认为是中国电影研究的经典,其中有关《小城之春》的评价成为十七年批评该片的基准:

就是这样两个被时代抛到九霄云外,浸没于没落阶屋里,虽然还级情绪的渺小人物,作者却对之备加同情,尽情的渲染了男主人公的“触目愁肠断”的感伤和女主人公“发乎情、止于礼义”的矛盾心情。这两个人物的形象本来已经够灰暗苍白的了,而影片中的环境的描写,又加重了这种情绪:孤寞的小城,残破的家园,低沉的音乐,缓慢的俄节奏,除了五个人物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任何人物出场的构思,为影片制造了一种“凄凄惨惨戚戚”的气氛。

直至上世纪80年代,该片才被海外及香港电影人发现并誉为经典作品;2005年,被金像奖评为百年百大电影第一名。

从1934年到1947年的几部经典影片来看,大部分都是讲述社会底层人士的生活、各阶级抗日战士、战争对家庭的影响等等,反映的都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关于社会的欲望、需求、恐惧和抱负。而费穆导演将镜头聚焦在全国性内战时代的一座小城,几个人物之间复杂矛盾的心理变化以及微妙的情感关系,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婚外情、四角恋。

在电影院,我们更喜欢观看漫威的超级英雄系列电影、《速度与激情》、《哈利波特》等商业性电影,艺术性电影往往叫好不叫座,隐喻太深而让观者一时难以理解。《小城之春》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简单没有刺激肾上腺素的高潮,人物极少,节奏缓慢沉闷,追求意境的营造与艺术性,艺术有余而娱乐不足,忽视了电影的通俗性,从而不能满足大众消费娱乐的需求。

以“我”的口吻来叙述,给人以亲切真实之感,增加观者的代入感,但话语所至,只能限制在我所经历或耳闻目见的范围之内。而周玉纹的独白用时而主观时而旁观的全知视角,将对过去的记叙、当下的描述、未来的预叙含混,观众得以多层次窥见她心绪的起伏。而第一人称的叙述中夹带的第三人称指代对象的更迭(志忱到来之前,“他”指的是礼言),更把她从对丈夫恪守妇道到与情人旧情复燃的过程袒露无疑。

“住在一个小城里边,每天过着没有变化的日子,早上买完了菜,总喜欢到城墙上走一趟,这在我已经成了习惯,人在城头上走着,就好像离开了这个世界,眼睛里不看见什么,心里也不想着什么,要不是手里拿着菜篮子跟我先生生病吃的药,也许就整天不回家。”

这部影片以女主周玉纹的大篇幅内心独白开始,如此长篇幅的画外音在同期影片中是非常少见的。慢条斯理的女声缓缓道出了故事背景,一个战后破败的家,丈夫戴礼言重病缠身、整日想念往日的家族荣光、丧失了面对现实的勇气。妹妹戴秀活泼开朗、对未来充满美好期许,而女主的内心就像眼前破败的城墙、枯萎的野草一样荒芜。

看似一个女人在介绍日常生活,但字里行间写满了暗语。“每天”、“没有变化”、“离开了这个世界”、“整天不回家”,在平淡的叙述间展现女主的心理世界,暗示着女主平淡无味、死水一般的生活,在这座刚结束战争的小城、平静的家庭下,暗藏的那种压抑、苦闷让女主的内心备受煎熬,却找不着出路,当昔日恋人出现的时候,也就不难理解她内心的波澜起伏。

“礼言,每天跟我见不到两次面,说不到三句话,我早上出来买菜,他一早就往花园里跑,他会躲在一个地方叫人找不着,他说他有肺病,我想他是神经病,我没有勇气死,他好像没有勇气活了。”

画外音暗示了女主与丈夫相敬如宾,没有感情只剩责任的关系。章志忱的出现,让女主的内心独白有了明显的变化,“现在他说来的客人姓章,也许是他,也许不是他”、“你为什么来,你何必来,叫我怎么见你。”

旧日情人的出现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激起层层涟漪。影片中的周玉纹表面上看似平静,画外音却暴露了她内心真实的情感,在女主的眼中,眼前的生活是灰色的,唯一的彩色是记忆中16岁那年的初恋。

朱光潜先生曾说,初恋大多发生在青春时期,我们只会考虑某人之爱某人是否真纯,而不会问某人之爱某人是否应该,身家、财产、学业、名誉、道德等等观念都不会渗入一分一毫,只是为恋爱而恋爱,恋爱以外不复有其他。而被家长、社会等因素阻挠的初恋,往往容易成为彼此心中的白月光,毕竟人生最美不过初见。

初恋的再遇,往往意味着偏执或者放下。爱情导师涂磊在面对初恋情结的时候,建议暂时不要发展新的恋情,面对初恋才能放下,重新开启一段全新的恋情与生活。章志忱的到来,激起了女主对爱的渴望,旧日恋情重燃,也让宛如死水一般的生活重新焕发了春的生机。

2002年导演田壮壮翻拍了《小城之春》,却全然不见内心独白的踪影。史铁生为此给他写过一封信:“最突出的一个想法是:玉纹的内心独白删得可惜了;在我看,不仅不要删,那反而是大有可为之处......举重若轻一下子就得到了这种效果——即于众人皆在的世界里,开辟出了玉纹所独在的世界。这效果,在我想,是除此手段再用多少细节去营造都难达到的。”

在我看来,周玉纹的内心独白很是让人惊艳,隐喻出女主孤独、封闭的精神世界,它的缺失让影片更难以体现女主细腻的情感世界以及心理变化。

章:我们有十年没见了。周:老黄倒给你预备好洋蜡了,我们这一到十二点就没电。章:哦......周:让你住这间屋子委屈了你,这什么都不齐全周:我不知道来的客人是你章:是周:我给拿去,我就来,我就来章:你别为我麻烦了周:不,我就来

两人久别重逢后首次独处,章志忱说两人有十年没见了,周玉纹却答非所问,这样的台词乍看之下很奇怪,却是情人间的心照不宣。章志忱的潜台词是对她的思念,而周玉纹的避而不答泄露了内心的慌乱。两人在对话间都选用了简短的叹词回应彼此,周玉纹看似没话找话,章志忱的回答则看似漠然、客气有礼,仿若素未蒙面的陌生人。小小的房间里,节奏空前缓慢,仿佛这一刻被凝固、被放大,两人都在期待对方说点什么,却都不知该说什么,失速的心跳束缚在应有的礼数之下,仅一个再三重复的“我就来”就传递了重燃的爱情。

一个已嫁作人妇,一个眼看着自己深爱的女子成为了好友的妻子,本以为一切的爱怨恨别离都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淡化,可两人见面时,他没有说当年的悔意,她也没有倾诉埋藏在心中的爱恋,一切都尽在情侣间的脉脉不得语。

两人之间刻意生硬的交流,恰恰表明他们对过去的那段恋情都没有释然,这对昔日的爱侣在压抑对彼此的爱恋之心。如果他们能轻松自然的交谈,或许就是真正的放下了。

重逢的那一刻,章志忱脸上的表情从笑容灿烂,到惊愕,再到有点惊喜;周玉纹从绷着一张脸,到初恋认出她后有点高兴的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在戴秀表演唱歌的时候,章志忱的目光总是忍不住追随着周玉纹的身影;而周玉纹却在一旁忙忙碌碌,眼神并不与章志忱对视,这并不符合正常的待客之道,她的行为动作都是在借忙碌躲避内心的真实情感,而这恰恰表明她明了自身已婚的身份,同时又放不下过去的恋情。

故事最扣人心弦之处,莫过于周玉纹首次夜访章志忱,在这夜访的过程中,人性被推上了伦理道德的审判台。第一天夜里,章志忱以丈夫朋友的身份住下,周玉纹却必须以别人太太的身份接待客人。她脚步踟蹰,在门前却用手指敲出了短且促的声音;她生怕撞见对方的眼神,心慌意乱不接话茬却忙于想着对方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又拿来毯子的时候,她换了一身新衣裳,且步履匆匆;玉纹作为主人家太太的职责已尽完,她应该离开了,但是她不想离开。说了好几个“明儿见”,却因为对方一个还未发出的话音马上转过头来。

周玉纹是一个充斥着矛盾属性的人,在章志忱出现之前,她外表矜持冷寂,她认命,她拒绝与丈夫谈谈,心里何尝不是有怨气在。正如“如果未曾遇见阳光,我本可以忍受黑暗”,章志忱的出现照亮了她的世界,点燃了她内心深埋着的灼热而大胆的情欲,然而爱恋有多甜蜜,面对现实就有多无奈痛苦,他们的恋情终究受着“礼义”和“忠信”的束缚。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学分析,人的心理被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快乐原则;自我带着理性和谨慎,被现实原则支配;超我则抑制本能冲动,一切受道德原则支配,阻挡那些社会不能接受的寻求快乐的冲动性行为。在《小城之春》里不难发现本我、自我与超我的碰撞,周玉纹与章志忱之间的关系,隐含着上述三种结构的关系,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斥着本我与超我的斗争。

四个人没有目的的闲逛,走在城墙上,周玉纹的服饰一反往日的素色,换上了繁花盛景的旗袍,此刻她的内心独白:“他,他们站定了等我”。显而易见她着重于那个“他”,背着丈夫、妹妹与章志忱悄悄牵手。在小河里划船的时候,周玉纹屡次回头看了眼章志忱。两人在城墙上约会的时候,周玉纹说:“你让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从女主服饰上的变化、眼神追逐的方向以及言语中透露的信息,都告诉观者她依旧恋着章志忱。

就周玉纹的心理而言,她依然爱着16岁那年的初恋情人,这种爱就是“本我”的表现,她的快乐在十年前可追寻,但是在十年后,她已为人妻,她的行为必然受到道德的约束,她源自本能的“快乐原则”必然受到道德的束缚而转化为“超我”层次的道德原则。

在城墙上,章志忱聊到过去的事,情绪激动下问道:“那么现在我叫你跟我一块走,你也说随便我吗?”周玉纹情不自禁的回了一句:“真的吗?”他错开眼神,沉默着,无言以对,他的内心当然想,但这是不被允许的。周玉纹心绪难受的闭起了双眼,她当然也想,也是得不到允许的。不是人不允许,不是心意不允许,而是道德不允许,他们想与对方在一起的意愿都受到了道德层面的压制,表现为人格上的“超我”。

最能表现自我与超我之间变化的,莫过于在林间小道短短不到2分钟的路程上,章志忱与周玉纹两人从肩并肩一起走,到分开走在道路两旁,又越走越近,周玉纹挽着章志忱的手臂欢快的行走,又缓下脚步,对视之后分开走在道路两边。两人如此反复多次的靠近、分开,恰恰表现了无意识下自我的快乐选择,与察觉到现实后被道德所抑制的选择。

戴礼言向好友诉说夫妻间的情感问题,说出“如果她嫁的是你,多好啊”。好友的这句话说出了章志忱内心的愿景,同时也让他意识到木已成舟,他和周玉纹不可能也不能有结果。他俩的初恋是美好的,但现在的恋情是罪恶的。再次面对周玉纹的时候,他欲言又止之后说道:“除非,除非......我走”。超我层面的心理开始占据上风,在周玉纹第四次夜访的时候,章志忱才做出了将她反锁房间内的行为,在自我与超我的抗争中,他最终选择了超我。

同样陷入矛盾痛苦的周玉纹,说“除非......他死”,章志忱与她自己都被吓到了,甚至连观众也惊了一跳。马上出现女主的画外音“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怎么会这么想呢。”其实这未必不是深藏在她心底本我的念想。她嫁给了礼言,曾逼着自己去爱他,无疾而终于丈夫的疾病与颓废的精神状态,使她陷入想爱无法爱,想走不能走的境地,她在此刻直白地说出了潜意识中的渴望:也许礼言死了,就不会有这么多痛苦。

周玉纹说出了人的“卑鄙”的渴望,通常被意识中各种道德伦理、法律所压制的罪恶的潜意识。之后戴礼言自杀,周玉纹当初脱口问出的“除非他死”即将成为现实,我们又看见她抱着丈夫大哭,恳求章志忱一定要救活他。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丈夫戴礼言,她意识到与章志忱的恋情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丈夫才是她生活中的根本,寻求自我快乐的冲动性行为就此被排挤掉,内心深处那个根深蒂固的东西被呼唤上来,可以说是道德层面上人的良知与责任的觉醒。

周玉纹在家庭中的实际地位不低,受到丈夫的尊敬,小姑的爱戴,但她依旧受到传统“三从四德”礼教的约束,不能随心所欲,不能自由地追求爱情。影片中的她想摆脱这种压制,想要自由地追寻爱情,恰是她女性意识主义的觉醒。

整部影片中,周玉纹多次主动地夜访章志忱,第一夜她带着点踟蹰踏入房间,恋恋不舍的离开。第二夜她说出内心的痛苦与煎熬:“礼言对我只是成了一种责任,他是我的丈夫,我得死心塌地的服侍他,我心里是你。”,忍不住与章志忱相依。第三夜她质问章志忱带小妹去玩耍,面对章志忱的退缩,她扯着丝巾顽皮的遮住半张脸,眼神儿挑逗似的说道:“我回去就告诉礼言,我来过这。”现在的她与影片开头忧郁的走在城墙上的她判若两人。第四夜,她借着酒意走入房间,被章志忱抱起的时候,丝毫不见反抗,娇羞地笑着,被反锁在屋内的时候,她用拳头砸碎了门上的玻璃。

旧日情人的归来掀起了她内心的波澜,让她一步步释放自我,从步履徘徊到碎步慢行再到疾步向前,配合她着装、饰物的逐渐精致,直指她心境的变化。而患病的丈夫一直在替自己着想,他是无辜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她的束缚,好比“选择爱你的人,还是你爱的人”这个世纪难题。

从伦理的角度来说,玉纹不应当离弃自己的丈夫,欲望只能被泯灭。她所在的两难处境在那个年代很容易引起女人的共鸣,当初归于爱情的幻想,面对现实却显得太天真幼稚。以往的生活虽然乏味,倒也平静,现在的生活掀起了波澜,却让人感到窒息。

看到这里忍不住自问一句:如果礼言死去,章志忱与周玉纹能否在一起?他们会就此幸福吗?他们的结合是否有罪?

以道德的标准来说,周玉纹与章志忱的恋情是不道德的,一者的身份是为人妻,一者的身份是好友,对他们大肆攻击诋毁,是分所应有的事,因为不如此则社会赖以维持的道德难免丧失;以恋爱的标准来说,恋爱者整个沉醉于恋爱的世界中,毅然不顾一切,也是分所应有的事,因为不如此则恋爱不真纯。

黑格尔认为凡悲剧都生于两理想的冲突,就周玉纹而言,追寻自我、自由地追寻爱情是合理的,伦常礼教亦是合理的,但她年轻的时候被父母之言约束,母亲死了却又有被妻子的身份约束,两种观念斗争的结果,让她的悲哀无从回避。

一场短暂而热烈的爱情之后,周玉纹最终还是选择了丈夫与家庭,选择留在这个小城里度过平凡的生活,她的形象在本我与超我的斗争、情与礼的冲突中被塑造出来,她的内心虽然有追求自我的想法,却并非非常强烈,也就无力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想不顺从却无法突破,只能强迫自己顺从现实。

周玉纹的这种不坚定的斗争,没有结果的斗争,试图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冲破内心的道德,表现了她被束缚住的女性主义,实际上却验证了传统文化思想根基的强大、牢固。

《小城之春》中的爱情表现的并不激烈,只是一个拉手、一个拥抱,这爱情看似清淡,实则浓烈,其悲痛是连绵不绝,却并不歇斯底里。影片中的人物并不缺乏追求自我、追求爱情的勇气,更多的却是承担秩序、规则以及责任。

我们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广泛的自由。婚姻自由、情感自由、选择自由,礼的束缚越来越微乎其微,它几乎成为一个象征,供人们聊以慰藉。礼为人们的内心加了一把锁,让他们徒有身的自由而没有心的自由,在影片的最后,章志忱向戴礼言坦白:我几乎做了不是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