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如何利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分析历史?

 新闻资讯     |      2020-07-10 11:37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如生物的进化史一样,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斗争,其中政治领域的权力斗争与阶级斗争乃是最基本的形式。

在古代,斗争主要集中在社会的上层,由帝王将相们围绕着政权展开时而隐蔽、时而公开的权力斗争。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改朝换代,便是各阶级同归于尽。那时,人民群众的力量还非常弱小,他们就像中立者一样,充当着时代的大背景。只要有人来规定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群众便欣然接受他的统治。农民起义虽屡屡发生,但每一次变革的果实都会被帝王将相所窃取,群众距离政权始终很遥远。所以,在研究古代政治史的时候,我们常将群众的力量给忽略掉,只把统治阶级内部划分为各个利益集团,然后研究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例如东周是诸侯间的争霸史,东汉是宦官与外戚的争权史,唐朝是中央与藩镇的斗争史,宋明则是文官集团间的倾轧史。既然广大农民不参与政治活动,毕生都在耕种中度过,那么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就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到了近代,随着产业革命的爆发以及新兴阶级的出现,政治权力不断下沉,斗争也变得公开化和广泛化,旧的权力斗争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了。在英法两国的大革命中,新兴的资产阶级带领其他被统治阶级向封建地主发起进攻,不仅推翻了旧政权,而且还引发了社会变革。从此以后,各阶级的代言人纷纷登上历史的舞台,积极争取本阶级的利益。

首先,我们要知道,除了穴居的山顶洞人或住在森林里的原始野人之外,所有的文明人都生活在阶级社会之中。阶级的出现与私有制一样早,社会中的人并非无差别的等同,而是在社会地位、生活水平以及谋生手段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不同的阶级划分,使某些人生活在社会顶层,某些人则被压迫在底层。

在每一个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从印度的种姓、西周的分封到希腊罗马的贵族、自由民与奴隶,再到封建时代的地主与农奴,等级制度无处不在。步入近代之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获取财产的手段也变得多样化,进而出现了新兴的商人阶级、租地农场主阶级、工业资产阶级以及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阶级。在古代,人们先是按私有财产的数量来划分阶级,之后才进化到血统和出身。到了现代社会,又重新进行否定之否定,回归到获取财产的手段上来。现代社会并没有取消阶级的分化,它反而使这种分化变得更加明显,斗争也更加广泛而多样。

英法历史编纂学家曾把近代之后出现的新兴阶级称为“第三等级”,研究他们与贵族、僧侣、地主等旧势力间的斗争史。并且发现由新兴阶级所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过去要进步了许多,所以他们认为新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们的阶级斗争理论核心为两条:

我们所生存在其中的社会是一个阶级社会,所有成员都隶属于不同的阶级,彼此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同一与冲突;粉饰太平的“博爱”在利益冲突面前是注定要出丑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生的阶级往往代表着社会进步的力量,他们在与旧势力的斗争中,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只有推翻腐朽阶级的统治,对上层建筑进行改革,使之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经济基础,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继承了这一阶级斗争理论。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特别批判了“人民偶像崇拜主义”,这种思想把“人民”当做了一个抽象的字眼,认为大多数人都是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的citoyens。他们不知道,“人民”其实是由各种不同利益的阶级所组成的。在推翻七月王朝之前,大部分人被“博爱”的口号召集到了一起,形成一个推翻旧王朝的合力。然而,一旦这个目标实现,“人民”立马就瓦解成各个只力图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集团。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资本家却希望增加利润;小店主呼吁降低租金,房东则集体发起抗议;——“人民”之间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阶级矛盾与斗争一直存在。

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从不说自己的理论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只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人民”是个抽象的利益共同体,而真实存在的只是各个不同利益的阶级。英法历史编纂学家自称站在“人民”的立场、代表“人民”的利益,其实他们所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已。马克思与恩格斯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所以他们直接说自己所代表的不是“人民”的利益,而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是两种阶级斗争理论的不同出发点。

在19世纪的50年代,马克思与恩格斯用阶级斗争理论研究过许多历史事件,其中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可谓经典之作。这本书阐述了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的起因、经过与必然结局,使历史的真面目变得异常清晰。它解析历史的步骤是这样的:

在1848年革命之前,德国仍是一个封建制度的国家,政权掌握在贵族手中,他们组成“第一等级”,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以及部队里的军官。

德国在政治上分解成三十六个邦,其中加入关税同盟的各邦自为一体,北海一带各邦也互相联合,只有奥地利实行单独关税,所以实际上是分成三个独立的大国。

其中关税同盟的普鲁士实行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专制,在老王威廉三世死后,他的儿子威廉四世顺利登基,这是个空有抱负却才能低下的君主。他逆着时代的潮流,发起改革运动,一心想要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威廉四世希望建立起这样的统治模式:国王是头号大贵族,环绕着他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其次是许多低级的富裕贵族。由这些人来组成统治阶级,而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则要安于现状,老老实实地被统治。

历史的发展证明威廉四世的倒退式改革是一厢情愿。早在革命爆发之前,德国的经济基础已经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工业革命的输入、拿破仑大陆体系的影响,促使现代化的工业在德国发展了起来。但是这种发展是十分艰难的,因为德国的地理位置不佳,距离大西洋太远,而且国内不断发生战争,不能持续地进行社会生产。德国虽然有现代化工业,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却非常软弱。这个阶级虽然比其他阶级富裕,但它的政治力量还不足,受到专制官僚的监管与压迫,双方的矛盾也就由此形成。在关税同盟建立之后,资产阶级迎来了转机,他们开始走向集中,力量也不断增强,并且在1840年之后成为了政府的首要反对派。

除了当权的贵族和在野的资产阶级以外,德国的大部分“人民”由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工人以及农民组成。德国“人民”一般是中立的,他们在强有力的封建专制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可是一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他们又转向反对派的一方,在资产阶级的带领下投入变革社会的运动中。

在贵族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人民”最初是摇摆不定的。然而威廉四世逆着历史潮流的改革葬送了民心,使“人民”日益聚集到资产阶级的周围,共同反抗当权者。

国王想要阻止资产阶级的壮大,恢复贵族的权威,这就需要为贵族搞到更多钱,没有金钱的支持,改革便推行不了。然而,老王在1820年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如不得“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许可,任何新的公债或增税的政策都是非法的。这样,威廉四世就面临了一个死结,他需要金钱来扩大贵族的权力、打压资产阶级,但是帝国的钱大都集中在资产阶级的口袋里,需要通过开会,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能搞到钱——也就是说,威廉四世需要说服资产阶级出钱来压迫他们自己!

1847年2月,国王真的表演了这出滑稽的闹剧,他把八个省的议会召集到柏林,让它们组成一个“联合议会”,只允许议员们表决公债和增税,此外不准讨论任何问题。议员们果然不满足于扮演傀儡的角色,他们一再申诉自己的阶级诉求,拒绝发行公债和增税。国王为此大怒,悍然解散了议会,并且对议员严加训斥。这件事之后,资产阶级醒悟了过来,他们开始密谋推翻专制国王。恰巧当年又因饥荒而发生了粮食暴动,除了上层贵族与文武官员之外,下层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各大学的学生教员、律师医生都怀有不满的情绪。小资产阶级也埋怨苛捐杂税,农民则不满被盘剥,而工人对专制政府的憎恨已经超过了资产阶级,各种阶级终于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德国正处在革命的前夜。

就在此时,法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国内,鼓舞了德国人的热情。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摧毁了梅特涅公爵的政权,使他可耻地逃亡国外。18日,普鲁士的柏林人民也发动武装起义,在经过十八个小时的战斗之后,迫使国王向他们求饶乞降,最终确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

然而,一旦推翻旧势力的目标实现之后,“人民”也就立即瓦解各种不同利益的阶级,又重新斗争到一起。资产阶级满足于同贵族分享政权,工人却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小资产阶级不在乎谁来做统治者,只要自己眼前的目的已达到,他们又重新恢复中立。因此,随着“人民”走向瓦解,旧势力便通过对资产阶级进行让步,对工人阶级进行镇压,对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略施小惠,使得“革命”转向“反革命”,1848年德国革命便以失败而告终。

这样,通过对各阶级的诉求进行分析,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历史事件的起因以及它的必然结果,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阶级斗争理论不失为研究历史的绝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