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飘逸风流,蔓延于昆曲中

 新闻资讯     |      2020-07-24 11:06

古代的中国社会文明被长江一分为二,北方的黄河文明选择了政治与武力,长江以南的鱼米之乡则选择了如诗般美好的审美作为生活理念,在江南这样诗般的生活习惯下,江南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气息。而南北文化同样反映到戏曲上,南北方的戏曲被深深地打上了地域文化的烙印。

明清时期江南审美生活,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致的古典生活方式。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了生命最高的自由理想的审美气质。这是诗人们所说的:

的根本原因。昆曲作为这种特定时空下的产物,离不开其滋生发展的土壤,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昆曲都是中国最主要的戏剧艺术,是当时各个阶层的人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精致而追求完美的享乐主义渗透在昆曲的戏文和演出中,同时也影响了当时人的生活方式和状态。

江南文化不是在一个封闭系统中自我繁殖起来的,而是在地理环境影响下各种文化历史融合的产物。同时江南文化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雅文化发挥的淋漓尽致,同时由于古代市民文化的影响,那种张扬个性解放的精神,都对束缚个性的封建纲常理学构成强烈的冲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明清文人享受生活,在点滴的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于是寄情于昆曲声色之中。

人的审美会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中国的北方多崇山峻岭与黄土高原,植被的色彩显得十分单调。同时北方的山川河流又具有严峻、崇高和阔大的美,自然界的这种美感类型便在人们记忆中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审美感受,而这种审美感受在以后的审美过程中又以审美经验的形式出现,成为审美判断的一个基础。

所以,生活在北方的人,喜好雄伟壮阔,粗犷豪迈的事物,而江南物产丰饶、山川秀美,覆盖着繁密多彩的植被,由于观察到的景色变化多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心中感受到的是温山软水、莺飞草长,长久以往,在他们的文化心理中就会出现精细和柔婉的特点。温婉柔美的江南地理环境柔化了南方人的心理与性格。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儒道思想中,江南文化对道家更为偏重,体现在精神上就是主情、尚文的文化。中国的文化精神是儒道互补,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江南文人更看重修身养性,对个体价值的注重往往超越对于社会名利的追逐。一些江南文人像陶渊明一样表现出一种安世知足的人生态度。

明清时期大批江南才子、狂士,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培育出来的。明代唐伯虎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苏人并未以为浮夸,在他们看来这正是风流的一种表现。

在苏州,尽管狂士们的生活颇为落魄,或许不值得像追求科举那样受到一般人仿效,但他们绝不缺少欣赏者或捧场者。狂士的言行形成了一股追求独立人格的风潮,是代表市民阶层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开端。

明清时期,封建土地制度已然走向末途,在经济发展上,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在明代中后期,手工业等领域都出现了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思想史上,尤其是明中后期,各种以自由,个人为中心等思想在文人之间盛行,近代革新思想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渐渐萌芽。而文学方面的表现,就是性空灵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大量富于个性、追求新奇、自由表现的作品。同样在艺术方面,那种感性高于理性,重视技巧和表达。

明清时期江南经济、文化高度繁荣,早期资本主义在明代中期的苏州萌芽,市民阶层出现使城市更加繁荣。自南宋以来,全国文化中心南移,明代江南,活跃着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

通俗文学的迅速发展,为传奇创作提供了素材和思路,一些剧作如《十五贯》、《占花魁》等本身就是改编白小说,“三言”作者冯梦龙既是小说家又是传奇家,这本身就说明了通俗文学与戏曲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

明中后期文学突破“文以载道”的正统教条,表现人的生活、人的性情、人对生活的真实感受。这种文学上的思潮,是人本主义思潮在文学领域上的延伸。戏曲本为小道,为正统文人所不屑。而明清文人对戏曲的重视,与明清江南思想解放及异端思想有关。明清两代创作的昆剧作品至少在三千部以上,江南文人是创作的中坚力量。时人称:

明清时期对艺术化生活及声色之乐戏曲的热爱和痴迷,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市井小民。尤其是在江南社会,昆曲已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醒世姻缘传》描写当时出殡场合,为追求豪华的排场,往往请戏子戎装扮“昭君出塞”作马上驰骋。富家打围时为夺人眼目。亦定制戏服戎服出行。如珍哥打围时头戴昭君卧兔,身穿窄袖衫和蟒挂肩了,家仆众人亦戎装随行,浩浩荡荡,十分招摇,引得邻里或艳羡或非议。

一些文人对昆曲的痴迷,甚至性命以之。明中叶传奇作家张凤翼,以“狂诞”着称,居家不仕,耽于昆曲,曾在新婚蜜月内写出传奇剧本《红拂记》。还与儿子在其家文起堂的门口串戏,扮唱《琵琶记》,以至于:

总而言之,与江南同时代的其它物态文化一样,文人不仅把昆曲作为精神上的消遣,而且作为生活的寄托,在形式与风格上都求精求雅。昆曲与诗酒宴饮、妓女歌舞等联系在一起,构成文人风雅生活的一部分。文人的雅玩态度也影响到昆曲的审美发展。

昆曲表演中人物服装来自于现实生活,但又不等同于现实,既反映现实,又超越现实。如传奇文本的服饰描写中存在历史朝代模糊、颠倒的现象,这是传统戏曲艺术类型化的要求。这既便于舞台上生、旦、副、末、丑的场上扮演,又符合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定式。

而昆曲文本中服饰描写的写意性主要体现为妍娃白现的春秋笔法。与中国其它文学样式,如诗歌等一样,传奇文本中的服饰描写往往不作具象的铺陈实写,大都通过写意手法,突出人物的神韵。通过服装细节,或者他者对服饰的观感,来塑造形象,展现人物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

中国传统戏曲在舞美方面,与景物造型相比,对人物造型更加重视。这也是中国传统戏剧区别与西方写实戏剧相比的不同特点。

明清时期,昆曲在全社会普及,特别受到上层官宦、文人的喜爱。江南一些有经济条件的官商、文人,不惜金钱投入到昆曲服饰舞美等方面,在昆曲服饰方面“刻意精丽”,客观上丰富了昆曲服饰,提高了昆曲服装的装饰性与表现力。此外,商业戏班出现,对舞美方面的提高也有很大的促进。

官商和富裕文人组织的家班、内班,在服装、砌末等方面十分奢靡铺张。家班的戏服追求鲜华,成为普遍的现象,明潘之恒记载:

昆曲戏服款式多样、绚丽多彩,同时更加注重装饰性。即使在民间,戏曲服饰也日益追求精美。可以说,这是明清时期生活常服上追新逐奇的奢靡之风在戏曲上的反映。

由此可见,昆曲作为传统戏曲样式,它的戏服除了具有传统戏曲服装共通的程序性、写意性的特点之外,在服饰审美上还体现出江南文化追求自然、尚雅的文化精神。

在生活艺术化的同时,一些明清文人在那个封锁的时代仍然践行着艺术的生活化。文人们把审美投注在日常生活中,构筑乌托邦来寄寓生命与理想。

这种探索充满了边缘文化的反叛和不合作精神。既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又带有明清江南文人文化的审美烙印。

昆曲在明清时期以文人生活的日常情趣、生活方式而存在。诞生于江南文化土壤的昆曲,与江南文人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人居文化等物态文化,具有着审美上的异质同构,并因昆曲所具有的审美现代性,在当前时代仍具有存在意义。